网络直播快速发展，各种问题也随之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在这个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合法权利，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知识产权是一种包括“行”与“禁”两方面权能的权利：它既可自己或授权他人实施其权利，另一方面，他人如未经其允许而实施其权利，则他可自己或请求国家权力进行禁止；而在不正当竞争法中，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方式显然与此不同。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名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其立法目的及精神均在于“反”，也即只有在存在着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时候，反不正当竞争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启动，才能去禁止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科技的日新月异,给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需要法律保护的客体层出不穷。通常来说,在新客体刚出现的阶段,需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维护,一些新型的领域，在知识产权法不能给与保护的时候,就应当发挥反不正常竞争法的补充作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方面包含对市场相关竞争秩序的稳定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对市场经营者主体合法权益的救济功能。就斗鱼案件来看,不仅要看到其对竞争对手商业利益造成的直接侵害,而且要检视行为对竞争秩序所带来的深层不利影响，而后者也是判断具体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关键环节。

除此之外，如上所述，市场竞争无时无刻都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基础性的法律，在应对新型竞争时能够快速反映。在“咪咕音乐”诉“虾米音乐”的案件中，该案数字音乐网络服务作为互联网领域的新业态，本身就属于新兴的竞争领域，技术及商业模式的颠覆式创新层出不穷，原有的经营方式、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再造。咪咕音乐App、虾米音乐App均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能根据用户的指令通过网络远程调用曲库（服务器）中的数据，在客户端上播放、下载音乐。数字音乐网络服务提供商，以许可方式从权利人处购买音乐内容，再以网络为媒介向消费者销售前述音乐服务。当交易频繁发生，广告商、增值服务提供商也将加入到商业模式之中。未经许可在虾米音乐App上针对咪咕音乐公司曲库歌曲音源文件网络地址（URL）进行设链，以第三方歌曲播放方式向虾米音乐App的用户免费提供咪咕音乐公司曲库的歌曲，实质上是通过技术手段免费使用咪咕音乐公司曲库中的歌曲、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扩大曲库的成本转移给了咪咕音乐公司，不正当地获得竞争优势，导致一些消费者无须成为咪咕音乐公司的用户即可享受咪咕音乐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降低了咪咕音乐公司吸引用户、留住用户可能获得的商业利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损害了咪咕音乐公司的利益，其主观过错明显，淘宝公司、阿里音乐公司的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构成不正当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该词没有固定含义，可以延伸出无限可能。一般条款能够克服法律的不完备性，增强法律的适用性与权威性，提供竞争行为的道德标准以及价值判断。这与网络直播这个充满无线未知和无限可能性的行业高度适配，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直播中的各种行为才能收到各种保护和规制，也能更好的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不可否认，《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其优势，在很多案例的处理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也有其局限性。笔者就该法对网络直播规制的局限性简略提一下，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忽视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不再赘述。

如上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可对直播行业新问题进行弹性补充，在互联网愈发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梁慧星教授在《民法解释学》中指出，一般条款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适用该条款时，自由裁量权较大，不同的法官不同案件的理解适用也不一样，这不利于保护各方的权利，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于司法机关来说，诉讼是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经营者将竞争对手诉至法院时，法院应当就其产生争议的纠纷进行最终决断，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类型化条款可以完全涵盖的，因此，司法机关适用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其当然的合理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一般条款判定竞争行为的正当性时，也要遵循适用的标准。适用一般条款需要未能遵守商业道德并且造成损害后果。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对该种竞争行为均未作出特别规定；二是违背了诚信原则和商业道德；三是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确因该竞争行为而受到了实际损害。

在开讯公司诉李勇、虎牙不正当竞争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市场竞争以自由竞争为原则，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为例外。对于网游主播而言，其跳槽至新平台的行为虽然违反了合同约定，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违约，并不等同于该行为存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不正当性。在守约方能够通过合同方式得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更应秉持审慎、谦抑的原则，而不应随意干预当事人的行为自由。对于被诉平台而言，以高薪“挖角”、预付合同款等方式吸引优秀人才，虽然削弱了原告平台的竞争优势，但促进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并不违反商业道德。

“虎牙”与“斗鱼”直播平台“挖角”被认为是违背网络直播行业的公认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开讯公司诉李勇、虎牙案件中，法院考虑到游戏直播行业并非事关国计民生，可被给予充分的竞争自由和完全市场化的运营环境，司法应尊重相关行业的发展规律，不宜过度介入。案件情况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但也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适用一般情况是，是更加谨慎的。因此需要妥善处理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规定与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利用原则规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有效制止各种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又要防止原则规定适用的随意性，避免妨碍市场自由公平竞争。

知识产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存在重大的利益趋同因素。它们都是从保护正当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目标出发调整社会关系的。这种目标决定二者均以诚实信用和利益平衡为重要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大多包括违反诚实信用与公平竞争的商业行为。知识产权法与不正当竞争法之间作用机制存在相异性。知识产权法侧重于建立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所有权制度，明确规定成果所有人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这是从静态的角度来规定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引起的法律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在特定的竞争关系中约束竞争者的行为。因此，由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大目标、原则的趋同，使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对象能够获得竞争法的保护。

因此，在法律的适用上，要坚持知识产权法的规定优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能使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就不能选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能够给智力和工商业成果开发者带来的只是一种有限的、相对的、几乎没有什么排他性质的利益。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保护，只有在个案发生时经法院确认才能发挥效力。对于那些未被纳入知识产权法律的客体，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必要的保护，以免挫伤社会成员开发进步成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