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1.1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定义

博物馆文创产品是指以博物馆的藏品、研究成果、历史文化内涵、建筑或品牌形象为核心元素，通过创意设计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转化，所开发出的、兼具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商品。如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公仔，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都是比较火爆的文创产品。

1.2 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

近日，金华市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大规模盗版博物馆文创产品案件，打掉一个覆盖全国、产销一体的犯罪链条。初步侦查显示，该案涉及侵权产品高达60万件，货值超过600万元。作为全国首例以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刑事打击博物馆文创侵权行为的案件，其意义远超个案本身。

这一案件的侦办，深刻揭示了强化文创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社会价值的智慧结晶，其生命力正源于原创设计与独特创意。盗版行为不仅窃取了博物馆的经济收益，更践踏了创作者的智力成果，侵蚀了整个文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公安机关的强力介入，不仅是对侵权犯罪的精准打击，更是对行业生态的有力净化。它向社会传递出明确信号：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不可侵犯，违法必究。此举不仅保护了各博物馆的合法权益，更构筑了强大的法律威慑，警示从业者尊重原创、敬畏规则，从而推动文创产业在健康、有序的法治环境中迈向长远繁荣。

2.1 著作权

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并非都天然享有著作权，其保护情况主要取决于产品本身是否具有独创性。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才能构成作品，享有著作权，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独创性"是判断一件文创产品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唯一标准。它指的是由作者独立完成，并体现了其独特的个性、选择和安排，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或模仿。三星堆博物馆基于青铜面具文物，创作出的呆萌可爱的卡通形象。这种艺术抽象和美学修饰的过程，就构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对一幅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古画进行高精度、无任何创作意图的扫描，生成的数字图片本身不构成新作品。大多数文物修复以“修旧如旧”为原则，力求还原历史原貌，此类修复不具有独创性，通常不产生新的著作权。如果通过AI或3D技术重建已毁损文物，若包含独创性表达，可能享有著作权，但需注意不得侵犯文物原有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因此，对于独创性强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要保留好创作证明及发表证明，及时做好著作权登记，著作权登记证书是主张权利的直接证据。在文创产品上市前或创作完成后，及时进行登记，能在发生纠纷时掌握主动。

2.2 商标权

博物馆名称、Logo、经典文创产品名称和独特的系列名称可以申请商标保护，这样有利于建立品牌认知，防止市场混淆。随着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很多知名的名称被抢注，导致博物馆自身反而侵权，或被迫高价回购。在商标申请的布局上，除了要注册主要的核心类别，比如第16类（纸张文具）、第14类（珠宝首饰）、第25类（服装鞋帽）、第28类（玩具）、第41类（博物馆展览），相关的防御类别也要考虑，比如第35类（广告销售）、第26类（服饰辅料及装饰品）、第27类（地毯垫子）、第9类（APP、数字产品）等，对于重要的名称最好全类别保护。比如山西博物院就对标志性文物名称“晋侯鸟尊”进行了全类别注册，故宫博物院对“故宫”、“紫禁城”以及“朕知道了”等大量商标进行了全类别注册。而且早在2006年，"故宫"和"紫禁城"就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这意味着即使在其他商品或服务类别上，如果有人摹仿、复制这两个商标，导致公众混淆并可能损害故宫利益，其注册和使用也会被禁止。商标注册遵循“申请在先”原则，建议尽早启动申请程序，并构建一个涵盖核心类别和防御类别的立体商标保护网。

2.3 专利权

除了对文创产品进行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还可以对其进行专利保护，对于产品外包装和产品的新设计可以进行外观专利保护，对于产品结构和组合的创新可以进行实用专利保护，对于产品中涉及到的独特制作工艺或材料技术可以进行发明保护，比如湖南省博物馆在电子产品上应用文物图案申请了创意U盘外观专利，故宫博物院为文创产品的销售终端，申请了文创产品自助售卖柜外观专利。昆明动物博物馆将馆藏鸟类特色与日常服饰结合，注重生活美学，申请了鸟饰T恤外观专利。需要注意的是，外观专利保护的核心在于设计的独创性。例如，昆明动物博物馆的"动物异形抱枕" 和苏州博物馆的"屏风式展架" ，其独特形状是其获得保护的关键。如果只是对文物的简单复刻是不能申请外观专利的。比如有人将“翠玉白菜”或“四羊方尊”的精确造型直接申请为外观专利，专利审查员在检索现有设计时，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文物早已公开，从而驳回其专利申请。

3.1 侵权认定与维权的难点

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确实面临着不少现实困境与挑战。这背后既有法律层面的模糊地带，也有市场实践中的具体难题。文物本身作为公共资源，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且大部分已超过著作权保护期。但当文物被数字化后，比如形成GLB格式的3D模型，这些数字化成果是否构成新的作品，其版权归属如何界定，在实践中常常存在争议，其核心在于数字化过程中是否体现了“独创性”——例如，简单的机械扫描复制通常不构成新作品；但若在数字化过程中融入了光影搭配、细节修复、艺术化重构等创造性劳动，则可能形成受著作权保护的新作品。

文创产品，尤其是数字文创，侵权形式多样且隐蔽。例如，某数字资产平台未经湖北省博物馆授权，擅自发售“越王勾践剑”数字文创产品，便引发了著作权争议。侵权行为可能同时涉及著作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如宣传中暗示与博物馆存在合作，造成公众混淆）。在执法层面，虽然相关部门会运用区块链技术等手段取证，但跨区域、线上化的侵权行为仍给调查取证带来不小挑战。

对于博物馆，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而言，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人力和资金成本。即便胜诉，所获赔偿也可能难以覆盖维权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博物馆主动维权的积极性。

另外，部分博物馆仍存在“重文物收藏保护，轻知识产权管理”的观念，对馆藏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不足，内部也缺乏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和专业团队。部分消费者在购买文创产品时，对产品的著作权来源关注不够，有时甚至因价格因素主动选择仿制品。此外，在购买到未经授权的数字文创产品后，许多消费者并不清楚如何有效维权。这些都是目前博物馆文创产品维权的难点与痛点。

4.1 故宫建筑全景图著作权纠纷案

原告：全某客公司（VR全景图创作者）

被告：同某公司（侵权网站运营方）

核心争议：VR全景图是否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裁判结果：法院认为，尽管VR全景图形式新颖，但其本质是借助器械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在拍摄角度、光线选择、场景选取等方面进行了个性化的智力判断，使得成果具有独创性。因此，它符合《著作权法》对摄影作品的定义，受到保护。原告全某客公司提交了涉案作品的电子底稿、作品登记证书及展示有涉案作品的网页打印件，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其是涉案VR全景图的著作权人。被告同某公司辩称其仅为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图片系网友上传。但法院审理发现，其网站前端未显示上传者信息，且网站声明所有内容由其享有权利。因此，法院认定同某公司是直接的内容提供者，其未经许可提供涉案作品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本案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博物馆在数字化建设中形成的文物或建筑影像资料，只要包含了制作者的智力选择与判断，具备独创性，就能作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这为大量文博机构的数字化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法院在审理时，并未被VR技术这一"新面孔"迷惑，而是回归到作品"独创性"这一核心进行判断。这种审理思路为今后类似新技术催生的创作形式在适用《著作权法》时提供了重要参考。

知识产权保护绝非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中可有可无的辅助，而是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与层出不穷的侵权挑战，零散、被动的保护措施已难以应对。未来的竞争，必然是知识产权整体布局的竞争。

这要求博物馆必须超越“就侵权谈保护”的被动姿态，转而构建一套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体系。这意味着从文创产品的创意萌芽之初，便将知识产权思维贯穿始终——通过商标构筑品牌护城河，通过著作权确认创意归属，通过专利守护独特设计，并通过积极的监测与维权巩固保护成果。

唯有将知识产权保护内化为发展的核心战略，博物馆才能真正将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无可替代的市场竞争力，让文创产业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产业创新的双向赋能。